陳文強在打理著自己的產業，改進的改進，擴張的擴張，新建的新建，既是為自己增加著財富，也為革命積累著資金。同時，也使這個國家薄弱的工業基礎能夠堅實一些。

    對於革命軍的奮戰，陳文強只能是從財政上予以儘量的支持，具體的行動他不過多插手。畢竟，他更擅長的還是在工商領域，還是在交結各方人物，為將來的革命爭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而革命軍的批亢搗虛顯然是出乎清軍意料的，他們沒有想到革命軍會置壓在當頭的大軍不顧，轉而向東西兩個方向流竄。是的，在清軍看來，這就是流竄。只不過，這流竄來得突然，來得猛烈。

    普洱、臨滄相繼被合流的革命軍攻破，總兵力達到三千多、且裝備精良的滇西革命軍已經具備了縱橫攻掠的實力，被大量抽調的地方清軍根本抵擋不住這迅猛的攻勢。

    而元江以南，向來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政府的控制力並不強。而土司的實力在歷史上的改土歸流過程中，又大受打擊。這使得革命軍掌控地方政權變得相對容易，只要軍紀嚴明，不擾民、害民，甚至沒有了苛捐雜稅的盤剝，便少有地方武裝會與革命軍為敵。

    甩開了清軍主力後的兩路革命軍，在東西兩面展開了迅猛攻掠。在滇西，革命軍勢如破竹，地方清軍非降即逃，占永德，克龍陵，兵鋒直指滇西南重鎮永昌（現保山）；在桂西，陸榮廷率人馬在左右江地區亦是摧枯拉朽，光複數縣，殲敵上千。

    而就在這又一次國內震動的時候，陳文強已經由廣州出發，前往上海。武漢、上海、瓊州這三大地區，正是陳文強的產業之基。而上海，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則是陳文強布局江浙的重要棋子。

    西南、東南，再加上武漢的腹心地位，這就是陳文強設想的革命方略。而要直搗腹心，粵漢鐵路便是關鍵。這也是他幾乎傾盡全力的原因所在。

    只要鐵路修成，從瓊州出動人馬便可攻襲廣州，然後乘車北上。再加上西南、東南的呼應行動，在長江以南掀起革命**，並吹響埋葬清王朝的號角。還是比較有把握的。

    而在回上海之前，陳文強還要先到天津。誠摯的邀請已經由人送達了。而對袁世凱，袁老四，袁大頭，對這位歷史上的「竊國大盜」，陳文強的感情是複雜的。

    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報》提到當時大清王朝的四個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外，一是袁世凱，另一個則是端方。

    不可否認，老外的眼光很獨到。而袁世凱能爬到現在這個位置，也確實與他的能力有關，絕不是投機取巧。一個沒有功名的傢伙，靠著事功扶搖直上，你能說他全靠鑽營和運氣？

    而現在，袁世凱雖未失意，但卻不如意。

    清廷於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發布新官制上諭。新的官制沒有採用袁世凱、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責任內閣制（因為在責任內閣制度下，皇權要受制於內閣，萬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緒有了出頭之日，屆時也不能把出賣化皇帝和維新派的袁世凱怎麼樣。實際上是為他自己留後路），而是繼續保留了舊的內閣和軍機處，各部院的設置則基本採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

    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舊派。奕劻和袁世凱的如意算盤都落空了，特別是袁世凱，他最希望的陸軍部居然落空，心裡別提多難受了。

    而從各部長官的人選上來看，雖然清廷標榜不分滿漢，在十三個部院的長官中。滿漢在人數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細看的話就會發現，滿人占據的大都是要害部門。

    由此也可以看出，預備立憲後，滿族親貴**化的趨向不但沒有扭轉，反有愈演愈烈之勢，這開了一個極為惡劣的先例，而後來慈禧太后死後，攝政王載灃後來組織的「皇族內閣」更是把這種情況推到極致。

    官制改革的硝煙雖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凱與瞿鴻禨、岑春煊等人的矛盾已經完全明朗化，雙方已是勢不兩立，都想去對方而後快。

    兩派的分歧其實並不是立憲與否的問題，而是什麼時機推行的問題也就是說，立憲是遠期目標還是近期目標的問題。

    緩行立憲的一派認為，一個國家的立憲要取得實效，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如政府對社會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種資源（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相對充沛，國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這種觀點姑且稱為「條件論」，他們由此認為，在不具備這些條件就貿然速行立憲，不但事與願違，反會給國家和民眾帶來災難。更有甚者，他們對改革者的動機表示懷疑，認為大清的國情和歐美國家有很大差別，僅僅是一些人為了追求立憲的虛名，結果恐怕不能於國有利，反導致「執政者無權」，那些別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棲息其間，日引月長，為禍不小」。

    而主張速行立憲的一派也承認當時的現狀，但他們反過來認為這種現狀是因為沒有變革的結果。因此，只有通過立憲的刺激和引導才能改變這種危機。而且，速行立憲派對立憲後的推論相對樂觀，他們認為立憲制度一旦建立，緩行立憲派說的那些條件是可以在這種制度下逐漸創造出來的。這種觀點也就是所謂的「危機論」。

    儘管兩派都各有道理，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危機論」顯然更有市場，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

    從陳文強的角度來看，他已經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回頭。所以，即便「危機論」更傾向於一種非理性的情感層面，即便「條件論」更具有理性，對他來說，也全都不重要了。

    但這並不妨礙陳文強從中取利，他的揣摩，他的探悉，他的左右逢源。將是他值得信賴的武器。而且，不管是什麼派，日後都有成為革命的同盟軍的可能，推翻滿清。也少不了他們的力量。

    革命軍與北洋軍難免有一戰，並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分出勝負，但北洋軍要顯示出力量，革命軍也要展現強軍的風采，重要的是敢戰的精神。最後解決問題還是要在談判桌上。軍事永遠要為政治服務。

    是的，沒錯，陳文強並沒有抱著革命成功等同於武力統一的念頭。除非北洋軍倒戈，而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從當時的中**力來看，北洋軍與革命軍打得兩敗俱傷，打得持續不斷，傷害得不僅是國家的元氣，更會招致列強的干涉，比如日本，那是肯定會趁火打劫的。

    最後將是一個談判達成的妥協。才能儘量地保全國家的武力，包括北洋軍在內。特別是中國的北方，沒有了北洋系的軍隊，最直接受害的便會是東北。而革命軍的實力被消耗太多，也無法穩固占領和控制某些省份，也就無法實現革命者心中的國家建設的理想。

    一場大戰，一場談判，一場妥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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