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亂罪人被集體處刑的同時，也伴隨著對已故劍南布政使潘佑的平反，皇帝劉暘特地降詔，為之昭雪正名。

    蓋因此前川蜀賊寇猖獗之際，潘佑被劍南以及朝中某些人拿出來做替罪羊，言川蜀之亂，禍起潘佑，千般罪責，悉歸咎於潘佑一身。

    左右人已死了，也沒法自證清白，何況王小波在舉事之初，還打著為潘佑復仇的旗號，蜀中小民的反應也更加重放大了潘佑的「罪行」。

    彼時，劉暘雖然對於此事洞若觀火，對於那些湧向潘佑的攻訐也感到憤慨，但為了顧全「大局」，抑或是為了麻痹那些人，選擇了漠視。

    如今也就導致潘佑不只死不得善終，死後還招致猛烈的攻訐，極其不公的對待，被打為奸賊亂臣，聲名盡毀。甚至於連累到後人，他那遠嫁他鄉的女兒，都被夫家一封休書趕出家門，流落江湖

    潘佑這個直臣，孤臣，對他劉暘也未必完全認同，但心中實則是存有一份敬意的。對其遭遇，也始終心裡有數，只不過因為政治上的意圖，一直沒有多作話，哪怕蜀亂平定之後，也一直按而不發。

    直至真正的亂臣賊子被正法，潘佑的正名也就開始了。劉暘讓內閣學士王旦給潘佑寫了一份神道碑文，記敘其忠貞與功勞，不只是恢復名譽，還給了極高的身後待遇，諡號文烈，配享太廟。

    同時，劉暘又下令在成都為潘佑立碑建祠，以表紀念。還命人將潘佑之女找到，賞賜五百畝田宅，並給她重新找了個良家成親，關懷備至。

    雖然潘佑從來沒有把自己劃入南臣的派系之中，但這些年日益在朝中抬頭的南方官僚尤其是東南官僚，卻始終將其視為東南利益階層的代言人之一。

    當初朝廷內部對於潘佑的攻訐諉罪，多少也夾雜著一些打壓東南官場的意圖，畢竟經濟、文化大發展轉化成的實力，也難免讓在朝廷占據主要話語權的北方權貴、官僚、士人感到威脅。

    因此，當皇帝為潘佑平反的決議傳出後，京畿之內最開心的，正是那一干南臣，至於其他權貴、官吏以及普通士民，對潘佑可沒有多少感情。

    由江南籍的官員牽頭給潘佑舉行了一場追悼會，內閣大學士、文史界的泰山北斗、東南士林活化石級領袖徐鉉貢獻自己的府邸作為追悼場所，並以七十九的高齡親自主持，致悼詞，聞訊前往致哀的官吏有很多。

    當然，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皇帝劉暘聖躬親至，給潘佑上香，並發表一番動情的講話，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給潘佑做了一個蓋棺定論。

    對於潘佑身後的優渥待遇，朝廷內部不是沒有異議，相反，甚至可以說是怪話連篇。還是因為皇帝把潘佑捧得太高了，從一介「罪臣」，到流芳百世的「忠臣」，這樣天地倒轉般的變化，即便死者已矣，仍舊讓人難以接受。

    就一個問題，潘佑憑什麼，為大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良才，又何止他一個？

    顯然，劉暘如此做法，是蘊含著特殊政治意圖的。比起「忠臣」、「清官」等稱號，潘佑身上最顯著的標誌，也最招人憤恨、厭惡的地方，只有一個：改革干將。

    無他，這個人是真抓實幹，一點餘地都不講，一點也不怕得罪人。太過純粹不能黨同的人，就別想從旁人嘴裡聽到什麼好話。

    而劉暘把潘佑這個「榜樣」樹起來，也是為了平息蜀亂之後的朝廷內部又一爭論，統歸地稅的改革還要不要繼續。

    川蜀之亂，帶給大漢朝廷的震撼是巨大的，雖然歷史上有無數的記載，匹夫小民爆發出來，會產生多麼大的威力與破壞力，但是，不親身經歷一番，是永遠不會有痛徹醒悟的。

    從叛軍大部被消滅後開始，自洛陽到成都，統治階級都在反思，反思動亂之根源，雖然許多人的認識依舊停留在一種粗淺的表象上，但還是有些有識之士，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見。

    土地問題，稅制問題，貧富問題，監察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社會運轉機制的問題，要想徹底解決，基本是不可能，法制社會都做不到，何況人治社會。

    然而，作為帝國的統治階級，掌握著整個社會絕對的話語權與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卻還是需要有一定覺悟，一絲底線的。

    而蜀中那些權貴，恰恰相反，上忤逆朝廷之命，下無視小民之聲，最終釀成劇變。

    川蜀之亂，給西南的人口、經濟造成了極其重大的損失，可以說是元氣大傷。然而若透過那累累屍骨、血流成河，從長遠來看，似乎也不是沒有任何好處。

    至少，那難沸騰的民怨釋放掉了很大一部分，幾十年的頑固積弊端，經過這麼一番衝擊，也跨倒了，為朝廷善後改革提供了一片空白與契機。

    曾經肆無忌憚的勛貴、官僚、地主，不得不收起來青面獠牙，至少要學著裝出一副慈眉善目，做些慈善義舉。

    旁戶佃民，也不再是任人魚肉的草芥，無節制的剝削行為開始得到控制，統治階級學會反思，不敢再完全無視下民的聲音

    當然了，以統治階級的尿性，這樣的思考與悔悟，未必能持續多久，畢竟好了傷疤忘了疼才是自然規律。

    而以慘烈的流血死亡帶來的傷痛，能讓統治階級記住多久，也是其價值體現，雖然怎麼看，都顯得不那麼值，甚至過分悲愴。

    至少，從雍熙二年起，未來的二三十年內，蜀中的社會矛盾會處在一種相對較低的水平，這是大漢帝國統治下任何改革改良都無法做到的。

    而朝廷這邊，開始把蜀亂的教訓，印證著放到其餘道府州縣的糾談匡正上。

    但同樣的，還是有那麼一部分人，不依不饒地，把蜀亂的根本，歸咎於「稅改」上來，用他們的話來說，不改革，循舊制，蜀亂就不會發生。

    而新稅制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那麼多問題與矛盾，已經足以引起朝廷警惕，蜀亂殷鑑在前，不可不慎

    持這番論調者，他們屁股下要拉什麼屎，劉暘心知肚明，因此，給潘佑這個稅改名臣一個隆厚的身後事，就是他的表態。

    至於那些人所提的弊病啊、問題啊什麼，劉暘從雍熙元年秋冬就開始著手解決了，他執拗地認為，稅改之弊，在於執行不力，在於監管不嚴。

    他選擇通過治吏、明法、濟民來調節，在證明這一套失敗前，他改革之心依舊堅定。

    當然，劉暘也是沒辦法，比起可預想的稅改失敗造成的混亂，他寧肯咬咬牙堅持著這條艱辛的道路上。治國亦如治病，藥也不能亂用、混用

    未己，皇帝下詔，以開封府尹李沆為劍南道布政使，以兵部尚書致仕的老臣劉廷翰被再度啟用為劍南道都指揮使。同時召還招討使楊延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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