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地的土豪們，他們在面對朝廷大政時，往往反應過激，並且易於採取一些暴烈的行動，粗糙莽撞，不講方式方法，這實則是缺乏手段的一種表現。

    而相比於邊鄙那種刺刀見紅的正面抗爭，發生在大漢核心農耕道州地區的對抗，則要更聰明，更隱蔽，也更難纏。

    畢竟，比起那些不通禮儀、不曉分寸的鄉巴佬，如中原、河北、湖廣、江南這些地區，匯集的可是大漢的權貴與賢達，再次也是鄉紳名流，比起一般的土豪，他們才是與朝廷新政博弈的主力軍。

    不管是認知、影響，還是手中掌握的權力、實力，以及能夠發揮調用的能量，都不是那些發生在邊鄙的鬧騰所能並論的。

    而經過七年的試探、碰撞、糾纏過後，大漢帝國在土地問題上占有核心利益的勛貴、官僚、地主們，其應付手段也在歲月的流逝之下，不不斷進化。

    從最初的爭議，到明里設阻、暗中對抗，再到鑽法條漏洞，在保證人身依附的情況下完成名義上的分地到戶，再到如今肆無忌憚隱瞞土地，這其中發生著的，就是中央與地方，國家與權貴之間的一個博弈過程。

    但不管是過去還是當下，他們都沒有直接的對抗，那是下策，過分了只會招致朝廷的兇狠打壓。

    而除此之外，他們有數不清的手段、辦法，掌握知識、熟悉法條，甚至掌握法條解釋權的他們，在維護自身利益的事情上，會迸發大量的靈感，去迂迴，去斜插，從側面，從背後發起「進攻」。而那些隱藏在暗中的阻撓，也是更難纏的。

    可以實事求是地說，大漢稅稅改發展到如今，已經陷入到一種停滯的地步。整個過程的發展狀態也很清晰，從初期的勢如破竹，到中期的糾纏碰撞，到如今的掙扎困難。

    更為關鍵的是，改革力度再往下探，誰也不知道會掀起怎樣的濁浪，會不會影響國家穩定，危及朝廷統治。

    當然，到目前為止，稅改的成果還是可觀的。其一，對各層地主階級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

    其二，不論有實還是僅擁其名，憑空誕生了大量的自耕農，土地兼併的情況有所抑制；

    其三，新稅制下，小農小戶的糧稅負擔是有所減輕，這也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統治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

    其四，則是大漢的財稅有了一定的增長，當然，增幅並不大。

    尤其是第四條，這也能從側面反應出稅改的一些問題，僅從改革初衷而言，並不是因為朝廷的財政出現了大問題，中央收不上地方的稅了，那就是世祖皇帝的一次乾剛獨斷般的嘗試

    這也是不為許多人所接受的一點，在許多臣僚眼中，此次稅改是完全沒必要的，甚至打心裡認為是世祖皇帝又瞎折騰了

    在稅改的這七年間，從中央到地方都出現了大量的改革先鋒、行家裡手，呈現出一派群情一致的氣象。

    不可否認，在這些改革能臣中，有一部分理想主義者，他們能理解世祖皇帝的良苦用心，以及那高屋建瓴的設想，也願意為「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會盡一份心力。但同樣，這只是極少數的一部分人。

    至於剩下的人，有些是無腦遵從皇帝的詔令，有些是心存疑慮但面上大力支持實際行動則有限，有些則是單純迫於世祖皇帝權威不敢違逆

    而大部分的，就和盛極一時的「西征派」一般，更多的是一種政治選擇，帶有投機心理，當然在稅改中表現出突出幹才的，也的確升了官，晉了職。

    一個潘佑，一個鄭起，兩個南臣，都在這個過程中成為了道司大吏。尤其是後者，潘佑還有名聲加成，又有老相趙普的提攜，而鄭起呢，為官剛直得罪了數不清的人，如今卻已是堂堂的遼東道主官。

    因此，至少可以下半個結論，大漢帝國起於開寶晚期的這場稅改，是一次並不成熟的改革，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致力於解決土地矛盾、緩和統治矛盾的積極實踐。

    到如今，在開寶遠去、雍熙道來的當下，這份實踐也已到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了，是繼續深入改革，還是適時收手，這個問題已然擺在了皇帝劉暘面前。

    對過去七年的稅改進行一個簡單的分析，可以發現在博弈的過程中，至少在早期，不管是勛貴、官僚，還是地主商賈，都一直處在妥協的地位。

    朝廷進一步，他們擋一下，擋不住就退一步，如此反覆，一直到既得利益集團退至妥協的底線。

    那幾乎是一種「社會意識」，由大漢勛貴、官僚、地主階級不約而同達成的共識。皇帝要進行改革，朝廷要改變稅制，他們阻止不了，也沒想著完全阻止，否則就太小覷當前帝國體制對於皇帝權威的加成，但同樣的，如何改革，改革到什麼程度，就不能完全由朝廷說了算了。

    在費盡心思、千方百計與新政的拉扯對抗中，那份「底線」也就逐漸顯露出來了。以土地作為稅制標準，以土地數量區分稅額等級，這些都沒問題，但是，既得利益者們願意曝光多少土地，將之「分」給族民、扈從、佃戶，又願意把多少土地登記在官府的籍冊上，卻得有個討論的空間。

    而朝廷若想著全貪全占，讓大夥把家底都露出來，那就觸及大夥的「底線」了，也必然引發反抗。當然，在進行試點改革的時候，有不少地方都做的那一點，但有個前提，那就是徹底把權貴、地主「打倒」，「壓服」，就這，也引發了諸多爭議與混亂。

    朝廷可以在一縣，一州，甚至一道，做到土地的全面丈量，但絕不可能鋪開到全國範圍內，那根本做不到，畢竟，改革也不能把帝國的根基（勛貴、官僚）給掘了，革命也不是革自己的命。

    事實上，當初選擇京畿、河南作為試點，從後面的發展來看，就不是一個最恰當的選擇，無他，阻力太大了。想著就在眼皮子底下好把控，想著從硬骨頭開啃，結果證明想多了。

    早在世祖皇帝駕崩之前，各地對於稅改的反擊就已經開始了，當然，也是怕世祖皇帝發飆，掀桌子殺人，還算克制。

    但在那三兩年，各種因為稅改產生的問題，如紙片一般飛向京城，呈到政事堂諸相案頭，甚至進入皇帝與太子的視野。

    雖然針對性很強，但人家也不是無的放矢，往往言之有物，確有其事，但爭議歸爭議，反對歸反對，整體上還算在「規則」之內。

    但自世祖皇帝駕崩之後，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更準確得來說，是在劉暘登基後的半年裡，情況變了，上上下下，自內而外，矛盾升級，衝突加劇。

    地方上，屢屢傳出因為對土地清丈結果不滿，導致的騷亂，民與民之間，村與村之間。在稅制內容上，山地、丘陵問題，肥田、瘠田問題，水田、旱田問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