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宮，弘德殿內，一場殿議正在展開，氛圍不佳，讓人倍感壓抑，所議者，無疑是當下朝廷最為人矚目的「二十八臣案」。

    從「薛氏蒙冤滅門案」，到「張盡節案」，從「倒王案」到「廢置皇城司議」，不過十餘日間，洛陽朝廷這場風波是愈演愈烈，事態不斷升級，到如今，又冒出個「二十八臣案」。

    因聯名上奏懲治王繼恩而被劉皇帝下獄的，加上張遜、呂蒙正，一共二十八人，第二日「二十八臣」這個稱呼便不脛而走，坊間也有呼之為「二十八賢臣」、「二十八君子」的。

    一時間，張、呂等人成為了反抗小人當道、維護國法正義的賢良君子，二十八人名聲也更加響亮，不少人在自發宣揚他們的「故事」，講述事件的來龍去脈，甚至成為了市井之間的談料。

    當然，這背後也免不了一些人的暗中推動，想要把此事影響進一步擴大，要讓劉皇帝感受到下面的洶洶民意，也讓老皇帝開開眼，群情不可逆，眾意不可違。

    然而，這樣的行為，在老皇帝眼中是什麼，逼宮！如此情勢，哪怕就在十年前，也是不可能出現的。在劉皇帝看來，這就是一群不甘寂寞、居心叵測的官僚，圖謀不軌，欺負他年老昏花，想要籍此同他扳扳手腕！

    以劉皇帝如今的心態，面對這樣的情形，會做出怎樣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絕無半點後退之可能，此番倘若讓步了，那今後便只能一退再退，在這種原則性的問題上，對那群官僚是不能有絲毫妥協的，否則後患無窮。

    君權與臣權，從來都是相愛相殺，此起彼伏。到此為止，劉皇帝則更加確信他此前的猜忌，這群官僚，根本目的就是自己，就是想要限制皇權，約束他的權力。

    而老皇帝已經不像從前，他是絲毫不掩飾自己對權力的眷戀與掌控欲，誰想要在這方面動歪腦筋，那只會迎來他嚴厲打擊，那蔣穆之死，就是個警告。

    只不過，一些人並沒有太當回事，或者說開弓沒有回頭箭，必須得據理同劉皇帝掙扎一二，妄圖用政治規則以內的方式解決問題。然而，如今的老皇帝，哪裡還是講道理的人，此事在他心中，只剩下猜疑、忌憚與憤怒，只剩下那些失去理性的誅心之問。

    如果說一開始，劉皇帝還沒有開殺戒的打算，那麼當「二十八臣」的名聲傳到他耳朵里後，那殺意幾乎要沸騰了。包括對張遜、呂蒙正二人，也是如此，甭管此前有多欣賞與看重，在一個獨夫的心中，都是微不足道的。

    實事求是地說，不管是殺將穆，還是將張、呂等人下獄，劉皇帝這種種行為，對朝廷體制的傷害都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說，劉皇帝在掘他幾十年建立的那套充滿理性、相對追求公平的制度。

    可以想見，當皇帝自己都不在乎規矩的時候，對國家朝廷、對江山社稷，會造成怎樣惡劣的影響。這種影響，或許不會如烈火澆油那般爆裂，但其深遠沉重是難以計量的。

    建立一套制度與規矩已經不容易，使之深入人心、為大眾所接受，則更需要漫長的時間，然而，想要動搖其根基，或許只需要老皇帝一個極限心理狀態下的任性就可以了

    對於這些，太子劉暘也是一直關注著的，也為之大感憂慮。大漢能有今日，實在不容易，那是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方才成就的氣象。劉暘也實在不願意劉皇帝因一時之怒，而影響到朝廷大局，壞了制度，毀了聲名，寒了人心。

    事實上，此前對呂、張等人的行為，劉暘同樣也只是謹慎地表示關注，不支持，也不反對，準備觀時待變。只是，這局面的變動，有些過於迅速，讓劉暘都有些應接不暇，何況他人。

    劉暘對王繼恩並沒有太大意見，這個老太監，奸是奸，能是能，雖無多少操守，但對皇家也是真忠，對自己也一向恭敬，辦差很少打折扣，若論做事能力，勝過朝廷絕大多數的官僚。

    而撇開王繼恩不談，皇城司這些年的行事作風，以及造成的各種亂象與惡端，劉暘心中當然是有看法，嘴上不提，不代表心中不想。

    當然，更重要的，是從上位者的角度審視，劉暘明顯感受到了由於皇城司猖獗的這些年，而造成的勛貴、官僚對其的憤怒。

    從統治安全、人心安定來說，勛貴與官僚，這兩大大漢的精英統治階層，需要安撫，可以對王繼恩與皇城司採取一定措施。

    但是，劉暘可不是劉暉，他對皇城司的認識可要深刻得多，即便要對皇城司進行整飭，也是要在保證其穩定戰鬥力的前提下，目的也是讓其更好地為皇帝、為天家服務。

    作為嗣君，取締皇城司，除非他腦子癱了，才會支持這樣愚蠢的建議。皇城、武德這兩大特務組織，武德司勢力影響範圍要更廣闊，但皇城司對皇帝駕馭群臣的作用卻更大，因為其職責是監察京畿輿情及內外臣子。

    倘若沒有皇城司，老皇帝如何能安居紫微城？還不知會被下面的臣子欺瞞成什麼樣子！基於這樣的認識，就算劉暘今後登基了，對皇城司也是要用的，怎能可能自毀耳目，自斷爪牙？

    因此，劉暘如今的心態是很有些矛盾的，一方面他對張、呂等大臣掀起這場風波感到惱火，另一方面，又不願意看到劉皇帝對他們採取過激的措施，那樣於國無利。

    但眼下的局面，已經尬住了，處在一種危險的邊緣，一旦老皇帝惡從膽邊生，詔令一下，那就無可挽回了。而如此勸說，如何讓此次風波緩和平息，讓這場爭端儘可能地平穩著陸，卻有些考驗劉暘了。

    久思不得其法，遂召集僚屬，采問對策，然而，這干僚屬，能跟上他思路，能體會他心思的，幾乎沒有。一個個的，明明是太子的家臣，但屁股也歪到張、呂等人那兒去了。

    看著那一個個義正辭嚴、真切動情的勸阻，劉暘沒來由地感到嫌惡，這一干屬官，經過他的調教，用來做事那是問題不大的，但要咨議大事，卻還欠缺不少。

    自從慕容德豐等太子舊臣外放之後，劉暘身邊剩下的，也只有大小貓三兩隻了。當然，這不代表太子勢力凋零，只是將其影響隱藏到相對不易察覺的深處。

    事實上，以劉暘這三十年積累的實力，也用不著太多人來幫他搖旗吶喊，那樣只會招仇恨。但不可否認的一點，劉暘若真想搞出些什麼大動作，那也是能給大漢朝廷掀起一場滔天巨浪。

    一道太子手諭，可以支使起天下絕大多數的官僚，乃至是一部分軍隊，這都是一個聰明的太子用三十年時間形成的威望。與劉皇帝正面對抗，大概率扛不住君父帶來的忠孝大義，劉暘也不是劉皇帝能隨意拿捏的。

    而越是如此，劉暘越是謹慎，三十多年的太子，確實當得太久了，也太辛苦了，但三十多年都等了，也不怕再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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