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對於定都北方的大一統王朝來說，怎麼確保南方不鬧獨立呢，或者說無法鬧獨立。

    方法有很多，其中禁海就是一個手段，海貿意味著巨額的金錢，有組織的團體，建造大型船舶的工坊，大量聚集的人口，還有與海外勢力的頻繁接觸，一旦有變，都會導致帝國市區失去最大的錢袋子，進而導致整個帝國的覆滅。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某海商集團從海外拉幾千僱傭兵，本地水手發放武器有個兩萬人，乘大船入長江，分兵兩路截斷漕運，圍攻南京，會有啥後果。

    都知道大明北方就指著漕運吃飯，在南方的軍隊又基本是渣渣，古代軍隊機動性又慢，從北方調兵至少半年，等你北方兵過來，黃花菜都涼了。

    「八處，八處通商口岸！就這麼說定了！九百萬兩紋銀，五日內交給內帑。其他的事情，你自己和李公公商量吧。」魏忠賢說罷笑著拂袖而去，不想再和韋寶磨嘴皮子了。

    魏忠賢和韋寶兩個人之前的不愉快，似乎也在魏忠賢的笑容中淡化了。

    韋寶其實對於這個結果是滿意的，一下子控制了八處港口，非常牛叉了，這就等於一下子給寶軍弄了八個根據地。

    而且，有海港的省份，等於有了天地會的強大勢力。

    水師雖然不如步軍那麼管用，對陸地的威懾力那麼的大，但畢竟也是軍隊啊。

    李永貞笑著拍了拍韋寶的肩膀：「韋爵爺，很可以了！八處通商口岸，這得是多少銀子啊？別說三十年，你三年就能回本！九千歲對你夠可以的了。」

    「李公公，要不然你去包這個買賣吧，我看你三年怎麼回本？大明一個通商口岸的時候，一年的稅銀不超過五萬兩，八個也才四十萬兩上下，十年不也才四百萬兩銀子不。」韋寶苦著臉道。

    李永貞呵呵一笑：「那是明面上的，台面底下，可絕對不止這麼點銀子，更何況被你韋爵爺一家壟斷了之後，以後大明各地的士紳大戶，再想囤積居奇，得先問過你韋爵爺！可能三年回本有點誇大其詞了，但你絕對不用十年回本。」

    「李公公啊，能十五年回本，我都高興的很了，最關鍵，我一次性要拿出九百萬兩紋銀，我上哪兒拿出來啊？還有，官場上的事情誰說的清楚？銀子我拿出來了，過不了幾天，把我海防總督衙門拿走，過河拆橋，我找誰去啊。」

    李永貞被韋寶氣的發笑了，韋寶還真的是奸商嘴臉，「韋爵爺，你在開玩笑吧？你這是和九千歲說好的事情，怎麼可能出爾反爾。而且，陛下收了你的銀子，下了聖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若是反悔，陛下不等於失去了信用嗎？你覺得可能嗎？你真的當是農戶做買賣啊，想到一出是一出。」

    「李公公，我可沒有這麼說。咱不說那些事了，回頭我整理好開放哪些通商口岸，把名單給你吧。現在最關鍵我弄不來那麼多銀子，九百萬兩銀子啊，等於大明一年多的賦稅銀子了。」韋寶再度大吐苦水。

    韋寶知道一旦定下來，皇家是不會反悔的，最關鍵過兩年，魏忠賢和朱由校都得掛，到時候自己定下來的新政還能不能繼續，就真的不好說了。

    「那是爵爺自己的事情，我就是個辦事的老奴，別的也管不了啊。」李永貞道。

    韋寶知道和李永貞說再多也沒用，閒聊幾句，拱了拱手道別。

    九百萬兩紋銀雖然很多，但是對於韋寶來說不算什麼，天地會的翅膀已經硬了。

    韋寶現在要做的是，與英國公張維賢商量一下，聽聽自己老丈人的意見。

    其實韋寶對於張維賢的意見並不看重，這畢竟是一件大事，不告訴張維賢一聲不好，張維賢肯定會生氣。

    張維賢這個人，在韋寶看來還是很平庸的，就是一般性的貴族。

    張維賢之所以有一定的耳目，甚至能直通皇帝，能知道宮中的事情，能知道京城不少事情，那都是很正常的，並不是張維賢的能力有多強。

    因為英國公府世代都與皇家關係很親近，世世代代下來，英國公府自然有不少耳目。

    朱棣執政的明代永樂朝，以及與之一脈相承的洪熙、宣德兩朝，有鄭和七下西洋，應該是一個對外非常開放的時代。

    然而，永樂朝的海禁實際上格外嚴格。

    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平頭船無法遠洋航行，朱明王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來達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見成祖的防範之心何等堅決。

    甚至對於洪武及建文時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絕不放過。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過，稗複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遠，執迷不俊，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樂五年，鄭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峽附近的舊港，就剿滅了拒不歸就的陳祖義海商勢力。

    永樂五年，1405年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後所設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區內也堅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詔書中，成祖申明「不許軍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販豁番貨，違者依律治罪。」

    在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下，永樂末年私人下海貿易的情況開始多起來。

    就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於宣德八年七月剛回到京師，宣宗即下令申嚴海禁：「命行在都察院嚴私通番國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歲官員軍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幹辦為名，搜自下番，擾害外夷，或誘引為寇。置重罪。爾宜申明前禁，榜諭緣海軍民，比者已有擒獲，各有犯者許諸人首得實者給犯人家資之半。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之弗禁一體治罪。」

    如此嚴格的海禁，絕非防控海盜和危險分子所能解釋的。

    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規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卻如此嚴格地實行海禁。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又自永樂改元，譴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矣裕。」

    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太監上奏：「永樂，宣德年間屢下西洋，收買黃金、珍珠、寶石諸物，今停止三十餘年。府藏虛竭。」

    宣德時工部尚書黃福亦曾說：「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徵調將何以濟？」

    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賞賜諸國，以求朝貢的目的。但是當諸國前來朝貢時，順帶進行的貿易無疑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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