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與漢代相同的是，稅率低只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並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征的稅收歸於地主豪族，實質是負擔轉手。

    地主的剝削使得低稅率意義不大。

    但卻造成了國用不足，後來崇禎年間屢為財政問題所困。

    明末民變初起之時，招撫政策的失敗，就在於招撫銀不足，無財安置起義難民，難民為了生存，只得降而復叛。

    崇禎年間天災大旱，救災不力釀成農民大起義也與國庫不足有關。

    至於後期加征「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導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滅亡，無不與財政危機有關，至於最後「闖王」迫近京師，因軍餉不足而延誤調兵入京，更可見危害之深。

    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餘財，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這是不符合常理的。

    李自成入京時，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

    明代的財政危機為何此般嚴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流失，即軍屯體系的破壞。

    明初的軍屯體系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

    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餘萬石，軍屯田收入占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

    而不幸的是，軍屯體系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

    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後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之後，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而且以此之後，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系下軍餉主要來源於軍屯田收穫。

    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

    「萬曆三大征」，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

    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

    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譁變，遍及各地軍衛。

    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

    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

    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

    設想若軍屯體系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

    百年前軍屯廢馳的惡果，終於天啟、崇禎年間體現。

    無論如何，明朝正統王朝直接滅亡於明末起義軍，殘部勢力滅亡於清軍。

    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長期兩線作戰是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

    崇禎帝夙興夜寐，勤於政事，不是一個中國傳統史學中「亡國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內憂外患的現實局面，內有天災大旱，以及以此為誘因而起的農民起義軍，外有遼東後金八旗鐵騎。

    明末戰事常常出現兩大憂患交替之勢。

    明朝單獨對後金時，曾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及戰略優勢，如天啟年間的「寧錦大捷」。

    但隨之農民軍在黃土高原不斷發展，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發展壯大，無疑有加派「遼餉」「練餉」以及「剿餉」的因素，「三餉」無疑大大加重了底層民眾的負擔。

    而為了支撐遼東戰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最終將轉嫁於底層民眾。

    同時，為支持戰爭，也分流了對救災的投入。

    因此，可以說，明末民變與遼東戰事有緊密的間接聯繫。

    而明朝的兩線作戰，使其不能專注於一處。

    農民軍有幾次在明軍的圍剿下瀕臨絕境之時，均恰逢清軍再次進攻京薊，因而得以恢復發展，當然這不是主要原因，最終被由農民軍內部攻破首都而滅亡。

    而在遼東戰場上，崇禎十四年的松錦大戰之敗，使得其「九塞之精銳俱失」，十多萬精銳部隊陣亡沙場，遼東從此僅剩吳三桂所屬的三萬步騎兵，關寧防線徹底崩潰。

    也讓明王朝喪失了最後一支完整的精銳部隊。

    當然，當時的形勢下，也難以避免兩線作戰。

    財力不足，無力招撫，而與清議和，一則違祖訓。

    二則清方的誠意也值得懷疑。

    宋亡殷鑑在前，因此議和也恐無出路。

    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也不斷加劇。

    隨著「一條鞭法」的實施與倭寇的蕩平和「海禁」的鬆弛。

    明後期東南地區的新經濟因素不斷發展，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

    而江南地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與傳統上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衝突必然存在。

    萬曆年間，明神宗萬曆皇帝為解決國庫不足與宮廷消費不足的問題。

    派出「礦監稅使」四處斂財，這種禍國殃民的掠奪式徵稅，尤其受到了東南發達地區工商業者的強烈抵制。

    江浙工商業者與民眾對其的抵制甚至達到了武力對抗的程度。

    南直蘇州地區於萬曆二十九年爆發的民變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東林黨崛起，某種程度上支持新經濟的發展。

    其思想主張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對大征商稅。

    東林黨人鳳陽知府李三才便極力反對這種行為。

    而後期東林黨要求減少對工商業者徵稅，這一方面保護了工商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也間接的動了「國本」，本文這裡指的國本是立國之本，即農本立國，非太子之意。

    減少了對工商業的徵稅，導致稅種單一，就必然減少國庫收入以及對農業徵稅的增加。

    後來的「三餉」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稅不征於東南則必稅於西北」，黃土高原的民變不僅僅是天災造成的，若國家實力雄厚，政策得當，萬不會引起此般規模龐大之起義。

    明清鼎革的結果最終也導致了江南新經濟因素的挫折。

    入清之後雖仍有所發展，但亦受到了許多對其發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這就涉及到了一個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周期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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