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義務，使個人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封土的世襲使領主經濟收入相對穩定。

    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獨立意識和獨立人格逐漸形成，而後來的商人和市民階級也根據同樣的原則爭取自身的權利。

    因此，在歐洲中世紀，由於封建制的存在，社會中逐漸形成了對資本主義興起十分有利的下層制約上層的政治。

    而在中國，從秦始皇開始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貫穿於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始終。

    這種政治體制使官吏的權力與土地所有權關係分離，權力極不穩定。

    因此，中國官僚等級之間的關係，主要依靠政治上的依附性和從屬性來實現，個人沒有獨立的財產權，人們的一切都是由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決定的，整個社會都體現著強權和專制的特點，這種呆滯與僵化的政治制度在中國長期存在，造成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緩慢最終導致了我國近代社會的保守、落後，儘管商品經濟較早發展，但最終沒有形成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

    中世紀歐洲的起點是鄉村，特別是在日耳曼公社的鄉村中孕育城鄉對立的因素，城鄉之間的分工和交往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而中國秦以後的社會，官營經濟控制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不是商品生產的產物，而是政治制度的衍生品，社會經濟結構仍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體，這使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難以形成。

    在中國封建制下的政治從屬關係只是天子與諸侯、諸侯與附庸的關係，政府與人民之間無直接關係；農民只附屬於土地，而土地則是附庸、諸侯或天子的私產。

    從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開始，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這一千多年的歷史，與歐洲的封建制度相比，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封建制盛於西周，而衰於春秋，至戰國已開始崩潰，最後秦始皇帝「廢封建」，而在歷史上消失。

    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

    「中央集權文官制」其顯著特徵是整個社會是一座權力金字塔，大塔之內又有無數體積不等的小塔，層層相連，犬牙交錯，互相依託，層層節制，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

    在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制和封建制是兩個歷史階段。中央集權制是取代封建制後產生的更高一級的政治模式。

    二三十年代，「封建」一次便逐漸變質了，最後它竟變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壞習慣的總代名詞。

    「封建」一詞，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專制、封建迷信、封建落後、封建反動、封建頑固等等，既不不合乎中國歷史上「封建」的本義，也不是中世紀歐洲的農奴制，而變成了一個新名詞和一個濫用的政治術語。

    明治維新推翻幕府，剷除封建制度，於是華夏的先進知識分子提出反封建的口號。

    誠然，清廷的確已成中國發展之障礙，但並非因為封建制，而是壓抑和窒息社會活力的集權專制。

    生搬硬套西歐社會發展階段論的一家之言，結論不是產生於研究之後，而是先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再削足適履，以便與預定模式相契合。

    國情的特殊性湮沒在對普遍規律的信仰之中，對社會的複雜演進過程的研究退化為簡單公式的機械套用。

    奴隸時代的分界線劃於春秋戰國之間，「封建時代」的下限則被延長到清末，「半封建社會」則延續到1949年。

    中國自從脫離奴隸制度進到封建制度以後，其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就長期地陷在發展遲緩的狀態中。

    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多年。

    如果說，秦以前的一個時代是封建割據諸侯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麼，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著封建割據的狀態。

    在封建社會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各地分社官職以掌兵、刑、錢、谷等事，並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

    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

    中國古代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集權專制社會是一個穩定而封閉的社會經濟結構。

    小農經濟自給性很強，保守、排他、同時具有頑強的再生能力。

    專制政治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有強烈的屏蔽作用，致使專制政治下不存在資本主義萌芽和發展壯大的外部條件。

    專制政權特別強調政權的穩定，以農為本便是避免社會動亂的根本。

    所以，秦漢以來歷代專制政權始終不渝地推行「重農抑商」政策。

    「抑商」政策是中國古代社會一項獨特的經濟政策，也只有專制主義高度發達的中國才有可能推行這種政策。

    而這種政策的推行，就使得中國不可能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單從經濟結構看，16世紀的明代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其時，手工業已經相當發達，中國製造的產品在世界各地廣受歡迎，中國東南沿海的商人也私自造船出海貿易。

    但明朝的法律嚴禁民間海外貿易，違者處以極刑，由此出現了私人武裝保護下的海外貿易活動，由於官方的嚴禁和緝捕，這種貿易活動大多數最終淪為海寇。

    朝廷對海外貿易的扼殺，使原始的手工業生產向商品生產發展的趨勢不斷被抑制。

    明代末年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小農經濟被破壞，大量農民失去土地而淪為流民。

    但是，由於對外貿易被嚴禁，城市手工業不需要生產更多的產品，吸納不了眾多的流民。

    這些農民沒有成為潛在的自由勞動者，反而成為推翻王朝的「流寇」。

    滿清建國之初，甚至出現了向傳統經濟的倒退，例如重征商稅，奉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間自由開礦等。

    明後期李贄、王夫之和泰州學派的那一點微弱的啟蒙思想也被完全壓抑，與此對應的反而是經濟的發展，和一個富足強大勝過了前朝的「康乾盛世」。

    在清朝的前120年中，中國四倍於歐洲的經濟增長。

    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經濟規模在世界六大經濟區中最大，而且增長速度也是第一。

    很顯然，這不是由於清朝的「資本主義」得到了大發展，而是中國自身的傳統經濟模式在起作用。

    現代資本主義並非一個經濟模式或商業行為，而是一種思想、一項制度。

    如布羅代爾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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