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小半還是掛在賬上的。

    打戰就是在燒錢，軍隊規模越大，燒的就越厲害，尤其是國家級別的戰爭，對兵役動員和後勤組織能力都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吐蕃人就是先戰河西敗在補給輸送的後力不及，再戰青唐而敗在國家動員潛力匱乏上。

    作為一隻兵種裝備齊全，訓練有素，戰術手段和臨陣經驗嫻熟的正規軍隊，除非學蒙古人哪樣根本不顧後勤，只維持最低限度的需求一邊遷徙一邊戰鬥，走到哪裡像蝗蟲一樣啃食到哪裡，只留下一片焦土和屍體，來保證軍隊的戰鬥活力，否則說什麼組織大軍，萬里遠征揚威域外，都是眼高手低的笑話。

    這筆錢，光靠朝廷本身，也是一下拿不出來的，如今的泰興朝廷，在傳統的租庸調徹底敗壞後，朝廷的歲入就被分成好幾大塊。

    首先是脫胎自租庸調製度的傳統地稅和戶稅仍然占主要的大頭，地稅按照田畝成色入課，上田每畝二十文或一斗栗，中田十五錢或八升栗，下田十文或五升，拓荒田三年兩升的標準徵收；戶稅按照民戶的殷實程度分成九等收，從第九等的五百錢到第一等的一萬三千錢不等，這些年通過清丈田畝和整理戶口，目前朝廷大概可以收到三千多萬緡。

    不過這三千多萬緡只是賬面上的，經過各地留州自用和由各道轉運使送軍的，朝廷中樞真正入庫支配的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強的一千多萬緡，只能維持和保證龐大行政官僚系統的運作。

    此外朝廷從傳統官府專賣專營的鹽鐵茶酒等每年大概可以進項一千六百多萬緡，這也是一筆朝廷可以直接支配的大頭，主要由主管戶口色役鹽鐵轉運兼任戶部尚書的度支宰相負責，朝廷進行基礎設施的水利道路城邑市坊，各種國內營造興建，乃至軍隊編練等方面投入，主要從這上面開支；

    從國內十稅一的商課，以及錢帛金銀貴物的兌匯上，九卿之一的司農寺還可以收到二百多萬到三百萬緡左右，再加上各地錢監鑄錢發行的收入，主要還是通過戰爭新獲不少貴金屬產地，而得以增鑄了金銀貴幣的原因，最好的年份可以達到七百萬緡，這筆錢每年若有所的積余，作為朝廷備荒的急用入左藏庫；

    然後是泰興朝以來，沿海各埠新設立官椎局和市舶使的各色出入抽息，除掉營運維持輸送費用，歸到朝廷中樞，每年大概也有三百多萬緡，直接歸入大盈庫，主要是用來平抑和糶調劑豐荒的準備金；

    還有乾元年間開始，司農寺用國庫物料和土貢的剩餘物資，與域外之地進行的大宗國家貿易收入，大概還可以進益以數十萬乃至百萬緡為單位，不過數額和周期不太穩定，往往一次交易後，就要隔上很長一段時間。

    最後，通過地方官市和宮市的競標投賣，每年也有一百萬緡左右的收入，不過前者零零碎碎的很分散，多歸於署衙公用，後者為宮內省管理的內孥。

    此外還有一項隱性的收入，通過這些市舶使和官椎局，還可以以贈錢、賜市，回易的名目，將國內區域生產力過剩和地區產品亢余造成的風險和不安定因素，通過貿易順差，轉嫁到那些藩國外域，以獲取剪刀差作為財政收入的補充。

    當然，古人是沒有這個經濟概念的，知道這樣能給所獲厚利而無傷國內而已，所以目前主要還是由龍武軍的外圍下線和我家附庸的南海會社等背景，在具體操作這些事情，不算入國庫收入。

    這些錢加起來看似巨大，但是朝廷各種名目的花費也不會少的，南衙宰相們手上十幾萬漕軍和工程軍就是一大，所以朝廷軍費不會支給太多，而且其中還有部分是用實物充價的，剩下的缺口除了用兩三年內預期收入絹絲茶紙等物產作價外，就要靠自己想一些辦法自籌，

    這次，重新布防改鎮後，各地空缺下來的位置也不會少，品階高的固然要請奏朝廷，只能進行推薦和保舉，但是郎將以下，校尉以上的各色軍職至少好幾百個聽憑處分，我的參軍團，虞侯隊，學軍營，見習士官團什麼的至少可以安排一批出去，然後那些近兩屆內的武學生也可以安排一部分。就算是那些還沒完成學業，就被征入軍中從戰的學生，也可以安排足夠對口的見習軍隊。

    一些不那麼要緊的職位，就可以拿出來待價而沽，當然這個錢還要分給衛伯玉一部分，以支持他攏右節度使的任上。

    此外還有一些地方州郡縣屬的職位，也可以想點辦法的，在朝廷任命的河西都督上任前，我這個都處置大使，還是有軍管名分下的處置權利的，如何利用這個消息和契機，最大利益化。

    要知道當年朝廷平定內亂打的是財政艱巨國庫匱乏，幾乎靠賣官鬻爵和濫受僧道度牒來湊集軍用，連郭子儀、李光弼都賣過軍隊的名額官銜。現任景教法王（大主教）伊斯，就是組織信徒為郭子儀「輸訾協力，為公爪牙，作軍耳目」，而被賜紫袈裟，授予權朔方節度副大使銜。

    作為一貫經營有方的我，吃相當然不會這麼難看，不過也不妨礙我從中弄些名目出來補益一些天文數字的花費，作為大戰之後有功之臣，如果不會給自己弄錢，反而不正常了。

    如何從這些尚有餘力的富州大州，最大限度的湊出軍費來彌補一下龍武軍集團乃至我嚴重受傷的個人腰包，又不至於澤魚而竭傷及根本，弄得民怨鼎沸什麼的，這可是一門複雜的大學問。盤剝窮人和打劫富戶的代價和結果可能是截然不同。

    因此小慕容和柳芳菲再次被我派出去。隨找個罪名抄家滅門之類的，固然是乾的爽快，但不可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覆，那幾個典型就夠了，仔細的尋找把柄，適當的羅治罪名，就算被你殺豬放血還要感激涕林，細水長流的效果更好。

    在是戰時軍管，身為體制內的官員，真正能一塵不染的只是少數，太平時期很簡單或者說微不足道的貪贓枉法或是貪墨私瀆什麼的罪名，只要操作得當，就會變成破壞軍國大計，擾亂後方的重罪。

    大軍駐紮，軍中自然會有人去收集地方民情風聞等情況，這是行軍在外起碼的功課，此外我還有另外一條線，作為近水樓台，當年察事廳在這些地方也有眼線，方便斂財和刺查官員隱私不法，察事廳到倒台後，西北這條線也逐漸轉到我手中，由小慕容負責起來。

    現倒算是重操舊業，物盡其用了。

    這時，我突然聽到隱約的鐘聲傳來，新來的密教大師蓮花生正在和隨軍的普如、宏濟那本土顯教群和尚，藉助城中報慶寺辯經說法，據說吸引了不少當地信眾和達官顯貴的圍觀。才來沒多久，他就懂得拉虎皮扯大旗，製造輿論和話題了。

    現在我的軍中不發各色宗教人士，不但專職戰鬥和護衛的武僧和青城山的道門高手，更有來自大秦景教，塞拉弗一手創建的戰地祈禱團成員，

    由於隨行的好幾隻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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